趣味性。趣味性指的是在书籍形态整体结构和秩序之美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气质和品格。吕敬人有着较好的艺术修养和绘画才能，所以他能自如地表现设计的趣味性。他认为，具有趣味性的作品更能吸引读者，引起阅读欲望。在《马克思手稿影真》一书的设计中，吕敬人通过纸张、木板、牛皮、金属以及印刷雕刻等工艺演绎出一本全新的书籍形态。尤其在封面不同质感的木板和皮带上雕出细腻的文字和图像，更是心裁别出，趣味盎然。《西域考古图记》的封面用残缺的文物图像磨切嵌贴，并压烫斯坦因探险西域的地形线路图。函套本加附敦煌曼荼罗阳刻木雕板。木匣本则用西方文具柜卷帘形式，门帘雕曼荼罗图像。整个形态富有浓厚的艺术情趣，有力地激起人们对西域文明的神往和关注。

　　实验性。在借鉴传统和当代设计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地创造各种新的视觉样式，采用各类材质，运用各种手法，从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实验性，也是吕敬人设计的一个显著追求。可以说，几乎在所有的书籍形态设计中，吕敬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某种实验，这使他的书籍形态设计一直保持着创新特征。

　　工艺之美。吕敬人对工艺流程和技术的要求之严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强调设计家"必须了解和把握制作书籍制作的工艺流程，现代高科技、高工艺是创造书籍新形态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吕敬人那里，工艺流程不仅构成其工学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构成书籍形态之美的一个方面。很显然，高工艺、高技术在这里已升华到审美层次，成为书籍形态创造中的一个具有特殊表现力的语言，它可以有效地延伸和扩展设计者的艺术构思、形态创造以及审美趣味。

　　吕敬人以特有的设计理念和实践为中国现代书籍形态设计开创了一条新路子。这一实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放眼世界书装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日本以本土化、东方式的设计理念、造型体系和高技术工艺，和欧美诸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日本留学数年，并得到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淳教导的吕敬人深知这一现象的启示性价值：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吸取西方现代设计意识与方法，才能构建出中国现代书籍形态设计的理念与实践体系，而这既是中国书籍设计的必由之路，也是它的希望所在。吕敬人正以独特的"吕氏风格"去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