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传统文化一样，中国书籍形态方面的设计与制作是有着很体面的历史的。"甲骨装"、"简策"、"卷轴装"、"经摺装（旋风叶 ）"、"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不仅构成了瑰丽多姿的书籍形态创造史，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象征。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的遗产非常丰富。但近几十年来，书装业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为旧的观念、体制所囿，长期俳徊、滞留在"封面设计"的业态上，踯躅不前，远远落后于欧、美、日的水准。对这一现状的不满，吕敬人及同仁们以拓荒式的勇气，在作出理性反省的同时，开 始了书籍形态学方面的革命，把传统的书籍装帧推向了书籍形态价值建构的高度。积累数年，已有大成。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吕敬人及同仁们十几年的书籍形态创造，已构成传统与现代装业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在这其中，吕敬人以其独到的设计理念，蕴藉深厚的人文含义，性格鲜明的视觉样式成为书装界影响很大的一位书籍设计家，由此而形成的"吕氏风格"也成为书装界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观念变革是书籍形态设计变革的先导。吕敬人认为，书籍形态设计的突破取决于对传统狭隘装帧观念的突破。现代书籍形态的创造必须解决两个观念性前提：首先，"书籍形态的塑造，并非书籍装帧家的专利，它是出版者、编辑、设计家、印刷装订者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其次，书籍形态是包含"造型"和"神态"的二重构造。前者是书的物性构造，它以美观、方便、实用的意义构成书籍直观的静止之美；后者是书的理性构造，它以丰富易懂的信息，科学合理的构成，不可思议的创意，有条理的层次，起伏跌宕的旋律，充分互补的图文，创造潜意识的启示和各类要素的充分利用，构成了书籍内容活性化的流动之美。造型和神态的完美结合，则共同创造出形神兼备的、具有生命力和保存价值的书籍。不言而喻，这个言简意赅的认识对中国书装界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它不仅要求书籍设计家站在系统论的高度切入书籍形态的创造，从而注重书籍的内在与外在、宏观与微观、文字与图像、设计与工艺流程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它解决了书籍形态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理念：书籍形态的形神共存的二重构造。尤其是书的"理性构造"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极大地提升了书籍形态设计的文化含量，充分地扩展了书籍形态设计的空间。书籍形态的设计由此从单向性转向多向性，书籍的功能也由此发生革命性的转化：由单向性知识传递的平面结构向知识的横向、纵向、多向位的漫反射式的多元传播结构。读者将从书中获得超越书本的知识容量值，感受到书中的点、线、面构成的智慧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