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知识背景，同时我又被雨林中的夜晚深深吸引。我想为夜间活动的动物拍摄一个专题。拍这只眼镜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它们都藏在树洞里，十分机警。我找了几个人帮我拿着闪光灯和手电筒。它移动得非常快，我必须动作迅速。当我在相机上方放好闪光灯时，这只眼镜猴刚好捉到一只蟑螂，开始吃起来。它看起来心满意足。”

　　这张眼镜猴照片，诠释出拉曼的“绿色构图”想法。

　　“我并不想只拍一头野外的狮子，这太容易拍了。”他曾在接受英国《影像视觉》杂志采访时解释，这么说没有丝毫讽刺之意。“难得的是拍到某种珍稀生物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在茂密的雨林里。”拉曼把这归为他不常用相机的自动拍摄功能的原因之一。“数码相机的自动拍摄功能适合这样的摄影师，他们主要和非洲水潭边的大象打交道，但在雨林中，它很难起作用，几乎不能拍到动物的任何活动。因为，不管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我觉得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拍得更好。”

　　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的背景，使得他在这一领域具有极大优势。“生物研究者，首先对大自然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而且善于观察，可以提前预判出野生动物可能出现的地点，同时，生物研究者比普通摄影师拥有更丰富的专家资源。”拉曼说。

　　拉曼口中的专家资源之一，就是他的妻子谢莉儿·诺特(Cheryl Knott)。她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每年会花上几个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研究当地特有濒危物种红猩猩。她与拉曼合著的儿童读物《与红猩猩面对面》已推出中文版。

　　在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书籍中，选用的照片大多出自拉曼之手。出现在封面上的那只红猩猩，被茂林的树叶簇拥，毛色黝黑发亮，目光炯炯有神。

　　“我想拍一只真正的野外猩猩，而不是呆在康复中心的那种。”拉曼说，“我跟了它好几个星期才取得了它的‘信任’。后来，它习惯了我的跟踪，差不多只有5米的距离，我捕捉到它那相当狡诈的目光。”终于有一天，这只红猩猩停下来休息，完全无视就在对面的拉曼。突然，红猩猩眼睛发亮，朝拉曼的右边看去。事实上，它正在观察一只雌猩猩是否就是自己一直追踪的那只。

　　“拍摄这张照片十分艰难，光线也很难掌控。我使用了较低的快门速度(1/30秒)加上三脚架和反光板锁定功能，保证它的清晰。如果我按下快门时它正好眨眼，眼睛就会变得模糊。”

　　“我的偶像是乔治·夏勒”

　　在此次中国行之前，拉曼只在1987年来过中国内地，到过上海。但他的许多摄影作品，都被同行称赞具有中国国画的风格。

　　拉曼分析说，这可能跟他从小在日本出生长大有关。他的整个孩童时代几乎都是在日本度过的。十多岁时，他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并喜欢上了日本和中国传统绘画和木刻版画。

　　从小，拉曼就显露出对探索自然的浓厚兴趣，那时他有很多时间都在山间和海边度过。据他的母亲说，他发表第一篇作品是在二年级时，那是一首用日语描写的关于宠物龟的诗歌，这首诗在比赛中获奖并在当地报纸登出。此后，拉曼对自然的兴趣，将他带往世界各个偏远角落，去追寻故事、照片和科学数据。拉曼在哈佛读生物学博士期间，结识了女同学谢莉儿·诺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诺特在哈佛读完博士后，开始去野外研究猩猩。

　　拉曼和诺特，让人不由想到“黑猩猩妈妈”珍·古道尔的故事。1957年，23岁的珍·古道尔前往非洲冈比，过起与黑猩猩形影不离的生活。她的故事吸引了美国《国家地理》的注意。《国家地理》特约摄影师雨果·凡拉维客来到冈比，记录这个年轻女孩的生活。